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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旧上海中国首富荣德生特大绑架案实录

民国末期,1946年,旧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了世界的绑架案,作案人员清一色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而被绑票的受害者,更是名震天下。

01 “跟我们走一趟”

1946年4月25日上海的一个早晨。一辆堪称豪华的福特轿车,从高恩路附近的一所现代风格的花园公馆驶出。车上的司机和乘客都并不知道,已经有人在这附近守株待兔多时了,在这条梧桐成荫的上海小街上,一场邪恶的绑架案即将上演……

福特轿车没开出多远,就被迎面一辆黑色雪佛兰汽车拦住,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军装配备手枪的男子,不由分说就冲了过来,试图拉开福特车的车门……

车里的所有人,都将惊恐的目光投向后座一位约莫70多岁,白发苍苍的老者。所幸他看起来并未惊慌,或许是这辆福特车拥有着当时最顶级的保险配置,从防弹玻璃到加厚的车门一应俱全;又或许是早已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和险状。

然而,当那两位军官模样的人掏出一张红色的证件之后,连这位老者也坐不住了,他打开车门,那两个军人声称是来执行逮捕任务的,一边叫嚣着“跟我们走一趟”,一边如狼似虎般抓住了他的胳膊,试图将其拖到那辆黑色车辆里。老者只能颤巍巍地回应:不要拽我,我自己坐上去。

也许是被这一幕吓到了,路边渐渐围拢过来一些旁观者,但他们只敢远远看着,谁也不敢上前。那两个军官更是一脸没好气地骂道:看什么看?老爷们在抓汉奸!都一边去!

随行的乘客和司机也被这个场景镇住了,在那个战乱的年代,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,只能目送着黑车关闭车门,远远离去。

待到车辆驶出许久,其中一人才恍然大悟一般说了一句:刚刚那辆车的前窗玻璃上,是不是贴了个“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”的字样?另一人立刻回应道:是的,那逮捕证上也印着“第三方面军司令部”!

所谓第三方面军司令部,也就是“京沪卫戍总司令部”(这里的京是指南京),专门负责首都的安全工作。当时的总司令是汤恩伯。自从40年代起,汤恩伯就奉命在上海搞各种“肃奸”活动,凭着他签字的一纸逮捕证,军统的特务们就可以肆意地拘捕任何人,甚至连本文中这位身家赫赫的巨富也不例外……

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汤恩伯

这位被劫入军车的老者,就是当年中国的著名企业家,有着“面粉大王”和“棉纱大王”之称的荣德生。

著名实业家荣德生

按理说,以荣德生的身家,比如那些遍布中国的16家面粉厂和18家纱厂;又或是他的身份,比如北洋政府国会议员、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、中央银行理事等,都不应该让这样一位地位崇高的老人成为国民政府逮捕的对象。

但是,眼前的一切又如此真实,令随行的两位乘客,荣德生的三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不得不相信。于是他们赶紧打电话给淞沪警备司令部,试图了解逮捕的原因。

荣德生在无锡开办的茂新面粉厂

出乎他们意料的是,警备司令部方面完全是一头雾水,甚至反问道:居然有人敢动荣老先生?胆子也忒TM大了吧……他俩这才意识到,或许荣德生遭遇到了绑架。更可怕的是,从作案者的装备和道具逼真程度就不难看出,这绝对是一场精心预谋的绑票。

那么,究竟是什么人,竟然敢对如此巨富下手,甚至竟然敢伪装成军方?这帮罪犯的底细究竟是何许人?

 

02 最黑暗的34天

坐在黑色雪佛兰中的荣德生,忐忑不安地看向窗外。他发现汽车转了几个弯后,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,于是立刻意识到,这根本不是去警备司令部的方向。一阵阴影在他的心头浮现:难道我又遭遇了绑架?

之所以说“又”,是因为在此之前,荣德生还曾遭遇过一次绑架。那是30年代时候的事了,但当时的荣德生也已经是富甲一方的著名沪上企业家。只不过,对他下手的来头更大,他们便是上海滩的两大黑帮头子:杜月笙和黄金荣。

在那次绑架案中,荣德生被人用枪逼着全身捆绑塞入汽车后备箱,可谓也是吃尽了苦头。最终他变卖了一些工厂,才凑够了40万银元的巨额赎金。而杜月笙干了这一票后,经济实力大增,摇身一变从黑帮头子变成了金融新星,甚至在上海、香港等地投资开起银行来了……

黑道皇帝杜月笙

更悲催的是,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前不久也被绑票过,甚至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。而且,最近上海更是发生了一系列恶性绑架案,肉票各个都来头不小,比如号称“钻石大王”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、号称“五金大王”的唐宝昌,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先后遭歹徒绑架。可以说,整个上海滩都弥散着罪恶的气味……

那个年代的上海,绑架案简直层出不穷

在这样极度紧张和恐慌的状态下,荣德生看见军车依然一路向西疾驰,越过沪杭铁路线,最终在沪西郊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绑匪们为了避免被人识破,将荣德生的外套全部脱掉,换上了一身破烂的工人服装。一前一后两个人押着他下车前行。眼看越走越是荒凉,路边的一人高的芦苇让荣德生吓得胆战心惊:莫非他们要在这里对我动手?

正在此时,忽然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,靠近的时候对荣德生说了一句:侬哪能跟伊拉走一起?伊拉是坏拧,侬赶紧跟无跑,领侬到大路去!

闻听此言,荣德生宛如找到了救命稻草,立刻跟着此人一路狂奔。两人跑到了芦苇荡尽头的一条河边。河岸边,一条小船竟然刚巧停泊在那里。

荣德生正在犹豫间,刚刚那位”大救星“竟然动粗,把他一把拖进了船舱……他这时才意识到,原来此人也是绑匪一伙的。之前演的一出戏,只是为了让他用最快速度从陆路来到计划好的水路上,免得节外生枝。

接下来,这艘小船载着荣德生,在附近的水域漂了整整两天两夜。在此期间,荣德生只能蜷伏在狭小而阴暗的船舱中,甚至连连大小便都不得自由。第一天,绑匪们只给他了一块硬饼干,这让牙齿不好的荣德生几乎完全无法食用。所幸,第二天绑匪开恩,给了他三块软饼干和一块蛋糕。

对于绑匪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带着他乘船转移,精通水陆交通运输的荣德生清楚,这是因为如果警方一旦接到报案,必然会严查封禁上海的各个路口,只有走水路,才可能避开警察的视线。

民国时代的上海地图

到了第三天,绑匪们见没有什么大动静,决定带着人质上岸。他们先是通过暗号接头确认安全无虞,再把荣德生押进早已备好的一辆小车,开了一段路程后又转送到三轮车上,最后才送达了目的地:一座三层石库门的楼顶。

正是在这石库门楼顶的这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,荣德生被非法关押了长达34天之久。这段日子,毫无疑问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记忆。

这黑暗房间里本来就没有窗户密不透风,绑匪们还嘱咐不许点灯点蜡烛。除了一些简单的什物,房里只有一条硬木造的木板床,让荣德生睡得极不舒服。也许唯一令他欣慰的,就是伙食还不错,每天早上两个鸡蛋,中午和晚上一碗饭一碗粥,小菜是豆腐、咸菜、黄豆、鳞鱼、鲫鱼、炒蛋,周而复始。

老上海典型的石库门

但是其余时候,他不能高声说话,甚至连咳嗽吐痰也不行。有一次他咳嗽的声音稍微大了些,绑匪立马凶神恶煞地对他说:“痰给我咽到肚子里去!”

为了防止他逃跑,绑匪们还特地安排了一个老头天天跟荣德生同吃同睡,24小时无休止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从绑匪们出现的情况来看,荣德生大概能猜到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小团伙,但是他绝对想不到,参与了这桩绑架案的组织,究竟有多么庞大……

03 周密至极的计划

要说起这票惊天绑架案的作案人,还得从最开始的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说起。

此人叫做黄阿宝,嵊县(今嵊州)谷来镇下东山村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黄阿宝上山为盗,流窜于嵊北和绍兴孙端等地,成为绍嵊一带著名土匪,还自封为“驹宝部队”司令。敌伪时期,他摇身一变,借着“浙东自卫总队”的伪军番号,充当汉奸,常在绍兴、上虞、余姚三县部分地区“扫荡”,掠夺、奸淫、烧杀,残害人民。

抗战胜利后,自知罪孽深重的黄阿宝不敢露面,只能混迹于上海滩,成天坐吃山空。又因为他还有着严重鸦片瘾,因此经济极为窘迫,只能经常向浦东帮匪首骆文庆、嵊县帮匪首袁仲书两个曾经的小弟那里借贷。

俩小弟被他骚扰得不胜其烦,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给,久而久之,便想到一个主意:如今上海滩到处都是绑架,干脆咱们也干他一票,绑个富豪狠狠敲诈一笔,既打发掉这个烦人的黄阿宝,又能改善下自个儿的生活。

于是两人说干就干,4月13日那天便在浦东的蕾茜咖啡馆,以聚餐的名义纠集团伙作案,并商量作案的步骤。席间骆文庆提议,既然要干那就干一票大的,否则为几个小钱把命搭进去划不来。于是,一伙人把绑架的目标定在了面粉大王荣德生身上。考虑到对方的地位和安保等级,想要绑架他并不容易,如果能假借军方的名义实施逮捕,说不定就容易多了。

本就有军方背景的黄阿宝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可靠的人物——自己的亲侄子,在军统浙西行动总队任职的黄绍寅。果然,一听到这个计划,黄绍寅立马同意了。毕竟,他早就目睹了自己的军统上司们,是怎样明目张胆地在上海滩到处接管财产的,上行下效而已。

民国时期的上海旧影

然而涉及到具体行动,一个问题又摆在面前。团伙个个都知道荣德生的大名,但却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他,如果到时逮捕错了人,那问题可就严重了。

袁仲书忽然想到,自己有个朋友朱产生恰好是荣德生的远房亲戚,或许可以拉拢他来一起成事。后来发现,朱产生不仅认识荣德生,甚至而且连他住哪个屋,每天几点起床,几点出门,开哪辆车,走哪条路上班,全都了如指掌。而且在巨大的诱惑面前,朱产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
接下来的问题,就是伪装所需要的车了。袁仲书又想起自己有个叫吴志刚的朋友,是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,家中有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,和军统的那些专车外形极为相似。起初一伙人并未想拉吴志刚入伙,只是单纯地想跟他借车用,然而吴志刚此人极为狡诈,在借车过程中不断套话,很快就摸清了一些底细,于是以告发为威胁,要求自己也要入伙分一杯羹。

事后证明,吴志刚和荣家微妙的关系,恰恰使他成为这次绑架案中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他不仅自己入伙,还把自己的私家司机朱连生也拉拢了进来,负责绑架案全程的驾驶工作。

汽车也有了之后,骆文庆又想到,像荣德生那样见惯了世面的老江湖,光凭空口说是决计不会轻易坐上其他人的车的。势必要搞一枚货真价实的逮捕证才行。这逮捕证,就是前文开头的那一张印有“第三方面军司令部”的红色证件。这玩意是汤恩伯亲自签署的,用于上海“肃奸”期间使用。只有持有此证,哪怕你是再大的人物,也只能乖乖就擒。不过后来汤恩伯觉得此物被手下滥用,就将它作废回收了。因此,可真算得上是一证难求。

上哪去弄到这么个宝贝玩意呢?莫非只能伪装一个不成?

没想到,黄绍寅发现他的同事刘瑞标手里居然还留着一张红色逮捕证。为了这个利器,黄绍寅豁出去了,把全部计划和盘托出……又一次,利益的驱动下,刘瑞标也被说服了。

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,就只剩下关押肉票的场所了。最终,骆文庆物色到了一处极为适合的地点——长寿路公益里100号三楼。这间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阁楼,原本一个木匠租来做板箱用的,后来木匠找到了更合适的场地,便把它租给了骆文庆。阁楼里只有两扇老虎窗,骆文庆用木板将其钉死后,这里立刻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暗室。

曾经石库门遍布的老上海

后来,荣德生在《乐农纪事》中回忆这间囚室时颇为感慨:“此室四无窗户,因此白日无光,亦无灯烛,真黑暗世界也。”

万事准备妥当之后,绑匪团伙又扩大了一些人,比如负责通风报信的,袁仲书的情妇顾初卜,负责看守监视的老头罗渭泉,负责递送物件,探听消息的,骆文庆的妹妹陈骆氏,以及提供住宿场地兼负责传递消息的陈志和等等。

最终,这个绑架案团伙的规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……16人之多。

04 一手交钱,一手放人

整个绑架案也并非是一帆风顺,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第19天:当时,接到任务的军警到公益里100号例行检查。军警敲开石库门大门时,楼上的绑匪们已经开始惊慌失措,他们甚至将手枪上膛,等着警察们一上楼就拼个你死我活……

没想到,这个危机却被意外化解了:原来,黄阿宝的情妇吴月生带着孩子住在一楼。当警察进门时,吴月生立刻在小孩腿上使劲拧了一把。顿时小孩开始嚎啕大哭,屋里乱作一团。军警以为是普通住户便随便检查了下,连楼都没上就走了,绑匪们于是逃过了一劫。

被劫持的日子里,荣德生随身携带的每一件物品,都被反反复复地检查。其中五枚印章的用途是被问得最多的。荣德生只能一一解释每个的作用:哪一个是应酬文字用的,哪一个是喜庆文书用的,哪一个是领取钱款用的……

终于,骆文庆等绑匪谈到了正事:赎金的额度。

一开始,他们开口就提出100万美金的天价。要知道那年全美国的GDP产值也才2000多亿美金而已。听到这个数目,荣德生只能苦笑一声,坦言告知绑匪们:

“你们以为我是个家财万贯的财主,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事业家,并不是个资本家。我毕生的资产都付诸于各项事业上,那些厂子要养活数十万人,如果事业一日停止,数十万人就有可能吃不上饭。而所谓资本家,是将金钱放在家里,绝对不想做事业,诸位这次把我弄来,实在是找错了人,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。”

荣德生创办的纱厂

骆文庆们闻听此言半信半疑,但还是将赎金降到了50万。然而荣德生依然没打算给,他甚至写下了遗书,遗嘱中说:如果必须拿出的这笔赎金会影响企业生产,那么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,也要保全事业正常运转。

这一下绑匪们都傻眼了,难道辛辛苦苦弄来的大肉票,竟然是场空欢喜?还是袁仲书老谋深算:既然荣德生本人不同意付赎金,就从他亲人朋友那里入手。

于是,他们想到的联系对象,是荣氏企业之一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。

绑匪们在亚尔培路(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)234号俄国面包房,给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家打了第一个电话,告知了对方自己的身份,并要求荣家支付赎金。

在此之后,绑匪们跟荣家总共通了23次电话,他们非常狡猾,几乎每次通电话都变换地点,而且通话基本上控制在3分钟之内。因此当警方依照通信信号追查过去时,绑匪早已不在原地。

双方在电话中不断讨价还价,荣家曾经以美金太难搞到为由,试图希望支付法币,但狡猾的绑匪坚持要求付美金,只是最终同意将数目减少到50万。

民国时的法币

即便如此,这个数字也不小,荣家人只能从各个工厂的资金中提款,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金额。绑匪们听说赎金已经备齐之后大喜,又开始计划下一步的取款。5月21日一早,他们就给吴昆生打电话,让他准备十三万的两包,十二万的两包,共分四包麻袋对剪开,上面标注好,并指定要荣尔仁亲自开车来交易,不许任何其他人陪同。

但是,荣尔仁本人曾被伪军绑架过,受了58天折磨才死里逃生。因此他一听此言,心底的阴影立刻冲了上来,无论如何也不敢去跟绑匪接洽。同样曾被绑架过的吴昆生只得自己前去接头,按时来到了约定的碰头地点——扬子饭店。

百年扬子饭店

没想到的是,狡诈的对方根本没有露面,而是将这次碰头完全当成了一次试探。更没想到的是,试探居然试探出了点名堂,绑匪们发现自己的通话被监听了。

意识到通话不再安全之后,骆文庆便通过吴志刚与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取得联系。骆文庆告诉詹荣培,每天派一名心腹到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附近的墙上,去揭袜厂的招工广告,因为广告的背面,会写出联络地点。

经过多次试探之后,劫匪们确认周围没有军警跟踪,荣家确实是诚心赎票,才在广告上给出了最终的交易地点:申新二厂的厂长办公室。

最终,绑匪方依然驾驶着标有警备司令部标记的那辆雪佛兰汽车,从詹荣培手中取到了两大皮箱美金,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所幸他们并未食言,5月28日晚上10点多,两名绑匪开着汽车,将荣德生送至姚主教路(也就是今天的天平路)三角场,又另外雇了辆人力车,将他送至麦尼尼路(今天的康平路)唐熊源家后门,由他自己敲门入内。

荣氏面粉厂的包装袋

等到荣德生抵达了唐家后,才通知荣家将他接回家中,几经周折才终于得以团聚。经历了34天磨难的荣老已是瘦骨嶙峋,然而神色依旧泰然。后来他亲口说道说:“这一遭使我万念俱灰,金钱财产本是身外之物,不过我这副老骨头尚在,还要给社会做几件事,我是不会就被吓倒的。”在此劫难之后,荣家的企业依旧运营正常,但也只是维持规模,再也没有快速扩张的势头了。

另外,他还托金石家汪大铁刻了两颗图章,一枚刻着“曾入地狱”,另一枚刻着“再生之德”。

05 消失的50万

虽然荣德生平安回家,但是此案之重大依然令举国震惊,何况在堂堂上海,绑匪和巨额赎金竟然在一票军警眼皮底下不知所踪,这令国民党当局颜面无存。更重要的是,关于军匪一家勒索荣家的传言,也在坊间甚嚣尘上。

蒋介石为此也大动肝火,他亲自接连召见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,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从速破案。

蒋委员长亲自发话,当局自然不能再等闲视之,一个人物随后参与到破案的行动中,此人就是京沪卫戍司令部处长毛森,没错,就是被称为杀人魔王的那个。

军统三毛之毛森

毛森亲自查办之下,很快就有一些线索冒了出来。最明显的一个,就是军统的内部人士黄绍寅。拿到一万五千美金的赃款后,黄绍寅好好过了一把屌丝逆袭的瘾,把骆文庆不让乱花的叮嘱置之脑后,给老婆又是买钻戒又是买大衣,这种反常很快就被人盯上了。

更搞笑的是,黄绍寅自身本就是个军统特务,自己不注意也就罢了,还忘了周围一大票全是干这行的同事吗?很快,他的一举一动就被同事们汇报到了毛森那里。再联系到案件中出现过汤恩伯签署的红色逮捕令,毛森早就怀疑可能是军中内鬼作案,这一下他将怀疑的头号对象放在了黄绍寅的身上。

6月21日深夜,毛森下令逮捕黄绍寅,并在他的住所抄出了不少美金。军统连夜将黄绍寅带回驻地审问。黄绍寅很快就招认了,他参与了荣德生绑架案,并且将毛森的旧部刘瑞标也供了出来。

毛森和戴笠

案发后,刘瑞标借口老母重病,带着赃款逃回了浙西老家。不过身为军统内部人士,毛森手下特务陈巨福、梁荣对他的老底一清二楚,俩人第二天就直奔刘瑞标老家,将他捉拿归案。

黄绍寅、刘瑞标被抓获后,剩下的案犯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捕。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,是主犯骆文庆的落网。

根据黄绍寅的供词,拿到赃款之后,他曾在东升桥一家茶馆与骆文庆见过面。得到这一线索,毛森便安排命手下张熙明到东升桥茶馆进行暗访。一身便衣的张熙明刚到茶馆后,便低声问茶博士:骆老大……今天来过吗?

没想到话音未落,坐在身旁的一名客人便一跃而起,从茶馆二楼破窗而出,摔在楼下街上。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,依旧被守候在楼下的便衣逮了个正着。经查实,此人正是骆文庆。

随着案犯尽数落网(唯一逃脱的是黄阿宝,直到两年之后才落网被枪决),1946年8月27日,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宣布,荣德生绑架案主犯骆文庆、袁仲书、吴志刚、郑连棠、黄绍寅、朱产生、刘瑞标等8人判处死刑,其余案犯也被依法判刑。

绑匪们虽然被正法了,但荣家交出去的那50万美金赎金却下落不明。警方只是从骆文庆那里搜出一本分赃的账本,从中可以看出这帮绑匪的一些搞笑黑幕:

原来,当时去接收巨款的正是吴志刚,他一拿到50万美元赎金,就先私自扣下10万美金,然后将剩下的40万美金分做10万美金一包包好。将这40万美金交给骆文庆时,他坚称荣家只给了40万美金。骆文庆等人就算清楚吴志刚这是雁过拔毛,但也无计可施,只能将就着分配着剩下的40万。

作为主谋,骆文庆亲自制定了分配方案:扣除先期租房等绑架成本后,其余部分分成了16股半,每股合22000美金。再然后就是具体分配:

骆文庆发起一股、资本一股、帮手一股,得三股;袁仲书发起一股、指挥一股,得两股;吴志刚借车得一股;赵绍宗居间联络得半股;黄绍寅得一股半;刘瑞标帮手得一股;郑连棠接电话一股、接洽一股,得两股……

最终,警察们一共只追回了31万赃款,但即便如此,这些钱也没有回到荣家。为什么呢?

荣德生故居,现为徐汇区少年宫

因为参与此案破案的那些警员中,既有第一绥靖区毛森的属下,也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陶一珊的队伍,还有上海市警察局的人。这些人各个都心怀鬼胎,每个都想从赃款蛋糕中切下一块走。这还不算,荣案侦破后蒋介石大喜过望,大笔一挥就从追讨回来的赎金中拨出5万美金,奖励给了毛森,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借花送佛。

这么一折腾,赎金只剩下6万多块了。9月5日,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通知荣家,下午到军法处领取剩下的赎金。然而电话催了几次,荣家才很不好意思地取走了赎金。结果第二天,荣德生又亲笔写了感谢信,还给了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送去了4万美金作为辛苦费。

这一进一出,老荣家不仅一分钱赎金没要回,还搭进去2万。

更可怕的是,闻听此案告破,上海社会各大慈善机构、学校、社会团体和个人,也厚颜无耻地向荣家伸手募捐,借款的信函如潮水般涌进荣家大门,仅是上海本地就有50多个团体,外地的更多,其中有些是哭穷讨钱,有些甚至是有头有脸的军政界人物,还有自称“失业军警人员”的,带有恐吓勒索性质的还另有数十起。最终,荣家又搭进去10万美金,才搞定了这些尊神。再联系到前不久的杭州保姆纵火案,莫非,富就是原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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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条回复 A 作者 M 管理员
    当上帝赐给你荒野时,就意味着,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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