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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态度

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

张玮玮和郭龙都是白银人,少年时在这座城市打架、闲晃。九十年代,他们来到北京,加入了野孩子乐队。他们和野孩子,以及文中提到的IZ乐队,都体现着中国民谣中的西北气质。

2012年,张玮玮发布了专辑《白银饭店》。那年他搬到大理定居。现在他正在筹备《白银饭店2》,他要用十首歌写十个白银人的故事。

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

1

“两个兄弟,穿着灰色的大衣”

窗户栏杆有两个螺丝,下面那个可以拧下来。拧下来,窗户就能搬开了。张玮玮从窗户钻出去,跳到院子里,把窗户虚掩上。悄悄地。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睡得很熟。他再从后院翻墙出去,悄悄地。他就站在白银的夏夜了。

白银是戈壁上一张摊开的手掌,平坦,干净。风在手掌心转着圈儿呼哨。路过的火车远远地鸣一两声笛,它们有点像,但是互相听不见。

那时候,对张玮玮来说,白银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。

11岁的张玮玮在夜里奔跑,跑向亮着光的工厂。工厂里有上大夜班的“老小伙儿”——他们二十四五岁,已经上了六七年的班。夜班无聊,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,时不时看一眼手表,到点儿了,站起来,把某个阀门拉起来,或者把某个按钮按下去。

张玮玮和他的同伴们从家里溜出来时,会记得偷个西瓜。工厂车间门口有个不喷水的喷泉,水特别凉,西瓜在水里冰一会儿,捞出来,切好,献到老小伙儿面前,他们顺势就蹲在身边,不出声了,听大哥们聊。白银外的见闻,白银内的江湖恩怨和八卦……这些老小伙儿聊起来,天花乱坠。老小伙儿个个都是语言大师,每人各有一套思路,说话腔调,语言风格和幽默的方式,都得跟别人不一样,若有雷同,是会被圈子里瞧不起的。

1987年的白银还没有社会青年,年轻工人就是最有趣、最时髦的群体。他们的装束也自成一派:军帽、衬衣、军裤、布鞋,下了班就全换上。黄军帽,在玻璃板底下压得特别挺,压线有讲究:前脏腑后光阴中间爱情线——前面是胆量,后面是钱,帽檐上竖着压出一条印叫血槽,就是刀疤,要挨过刀的才行。腰间要系红纱巾,而且一定得是一个姑娘送的红纱巾,当做腰带,露在衣服外面。实际上,那是几年前全国年轻人流行的打扮。但是白银远啊。白银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,去趟兰州是进城,去趟西安就是进了省城。外面世界的风尚,从北京传到西安,从西安传到兰州,从兰州再传到白银,起码要滞后一两年。

白银没有方言,所有的老小伙儿都说纯纯的普通话。白银也没有一块砖一块瓦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。白银人来自全国各地。张玮玮家的隔壁是东北人、上海人和四川人,哪儿的人都有,就是没有白银本地人。他1976年出生在白银。

八十年代的白银,白衬衣、红纱巾、绿军裤、黑布鞋;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儿走在街上。张玮玮再没有见过比那更漂亮的衣服。那时候他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想法,早点接班进工厂,当个时髦的工人小伙儿。

郭龙可不想当工人,他的理想是混黑社会,而且要去香港混。

郭龙比张玮玮大半岁,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,出生在榆中县。二十年后白银连环杀人案破获,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里。

郭龙的职业生涯从他10岁那年开始。白银的男孩都打架,那个环境里没有选择,要么杀出一条血路,要么成为路上的血。郭龙只有两个姐,没有哥,每次被欺负了没人撑腰,只能蹲在地上委屈。一次巷战中,洗劫了郭龙的一帮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,那是妈妈给他的。“哥哥你别,那真是我妈给我的”,他哀求。 对方一把拉断了项链,“去你妈的!” 郭龙的脑子“嗡”的一下,他站了起来。

那是郭龙第一次动手,见了血。之后,他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摸走一分钱。隔了没几天,郭龙在学校门口把一个人砍了,用家里的切菜刀。当天晚上,伤员背上缝了三四十针,郭龙妈妈吓疯了,赶快买了十斤排骨去医院。郭龙一役成名。

不久以后的一个周二下午,学校放假,学生们约着一起去职工澡堂洗澡。张玮玮洗完澡出来,巷道里有个人一头血骑着自行车蹿到他面前,后面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,干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别倒,冲过去一块砖头拍在脸上:“我是郭龙!有本事就来找我!”拍完,扬长而去。张玮玮马上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初二,张玮玮从白银公司的子弟学校调到了区上的白银企业联合中学。开学第一天他进门,学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,黑跨栏背心黄军裤,是有郭龙在内的“小七狼”。张玮玮一看,完了。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学报到,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就是被这帮人劫走的。

大势所趋,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在白银公司子弟学校里尝试着打了几次架,那个学校的学生家教比较好,他偶尔能得手两次,到了联中,他想都别想去打别人,能保证自己不挨打就不错。“小七狼”里有几个人,远远见到张玮玮就喊一声他名字,然后开始数数,数到5,人还没跑到面前,就得挨打。郭龙不太打他,一般是逗逗:“今天下午给带两根海洋烟”,中午张玮玮就得从他爸烟盒里偷上两根。

多年以后说起“小七狼”,张玮玮觉得,那是最早的摇滚乐队的雏形。跟他喜欢的老小伙儿一样,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,风格明显。如果不是挨打,他肯定会喜欢那些人。他对团伙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开始,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
但是被欺负实在苦恼。张玮玮效仿当时的“小七狼”、“十三太保”、“十兄弟”,在联中组了个“十二锁链”,成员是十二个常年被欺压的歪瓜裂枣。每天放学,家长下班前,十二锁链在家属院里的花园里开会,研究怎样让这个团队更有杀气,还曾经设计过怎么灭了郭龙师兄弟,每天说得特别兴奋,第二天挨个儿被扇耳光。

不到一年,小七狼被学校全部开除。开除的时候,小七狼把十二锁链约到花园里,十二锁链哆嗦着去了。花园里,小七狼的老大,一个上海人,掏出了一把短刀:“我们走了,联中就交给你们了,你们一定要看好联中!”——“好!大哥!”

张玮玮的初二上了好几年,上遍了白银的中学,还是初二。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,过了半年他想家,又回了白银。

在西安,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。回到白银,他变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,红棉吉他到哪儿都背着。晚上,他在后院支个钢丝床,买上一堆啤酒,点个柴油灯挂在树上,聚起一帮人来,聊天喝酒唱歌。后来,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来,在旁边一蹲,满脸羡慕地看着他。郭龙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张玮玮想,天天冒充硬汉累得很,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,以前我可是巴结不上的。他给郭龙一个小铁皮垃圾桶,让他跟着吉他敲鼓。

张玮玮第一次在白银听到吉他弹唱,是牢歌,来自那些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小伙儿。那时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,打架斗殴。小伙儿犯了事儿,进去学了牢歌,放出来,家里要敞开门半个月一个月,各路江湖朋友带着酒肉来洗尘聊天喝大酒,学吉他学歌。

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传、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,词自由填写,唱之前要先说一段:“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,望不着我的爹娘,望着山望着海,望不着我的姑娘” ,然后齐声哼唱,“花开花又落”,一下把场景铺开了,这是起兴。然后,“直升飞机护送我,走进了大沙漠”——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?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,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,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逼——“直升飞机护送我,走进了大沙漠,沙漠沙漠真寂寞,没有姑娘陪伴我,XXX思想哺育我,出去再作恶”。唱完了,大家再一起哼唱“花开花又落”,大场景一收,结束。

听这些歌儿,张玮玮觉得生命一下鲜活了。几年后,他听到“野孩子”乐队,一下子想起了这些歌。更久以后,他听到吉普赛爵士,又想起了这些歌。再后来,这些曲子中的一些,比如《李伯伯》和《两只山羊》,被他唱红到了全中国。

17岁那年,张玮玮和郭龙都已经混成了风云人物。他俩一起打了无数的大架,声名远扬。郭龙觉得跟张玮玮投缘,一起打架放心,“就算对面有二十个人,他也不会跑”。而郭龙是白银的SUPER STAR。一起出去打架,别人拿着刀拿着钢管,郭龙什么都不要,穿件蓝风衣,走在大家侧面,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蹿出来,一颗钢珠“啪!”,一锤定音。一次,在旱冰场下的花园中,张玮玮亲眼看见,郭龙站在十三四个蹲好的小痞子面前,左脚一只拖鞋,右脚的鞋拎在手里,一人脸上一拖鞋“啪啪啪”抽过去。有几个人刚要抽刀,人群里有人说“别动,那是郭龙!”——这句话以后,十几个小伙子一动不敢动。

有一阵子,白银菜刀摊上卖的菜刀都刻着郭龙的名字。

1993年,张玮玮被笼罩在光环中,一直考虑着怎么才能低调地处理这些突然而来的名望。无敌是那么的寂寞。那阵子,张玮玮爸妈都不在,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郭龙家人看他孤单,对他特别好,不论几点,郭龙妈一看他来了,马上进厨房做饭。在郭龙家,张玮玮有自己的碗筷。

第二年,张玮玮经历了打架生涯中最惨烈的一役。他被捅了两刀,肺叶洞穿。郭龙得到消息,冲进急诊部,“有没有送来一个戴眼镜的孩子?”“你是谁?”“我是他哥,亲哥!”张玮玮躺在床上,想叫声龙哥,一张嘴全是血泡泡。郭龙说你别说话了,张玮玮还是说,龙哥,我要是死了,别报警。“为啥?”“要五万块钱,三万给家里,两万给兄弟分了。”——过了一会儿,又说,“三万兄弟分了,两万给家里。” 说完昏了过去。他昏迷了六天,医院下了四张病危通知单。

后来,张玮玮就不想在白银待着了。家人给他联系到兰州,考了个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。半年后,他把郭龙也叫了去。张玮玮咬牙念书,郭龙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黄西装,屁股兜里面永远插着一本武侠小说,睡到十二点才起来,蓬头垢面,不到半学期学校就要开除他。但郭龙总有绝处逢生的本领。学校的舞蹈队排舞“黄河魂”,男主演突然转学不演了,女一号把郭龙叫去跳舞,郭龙从来没跳过舞,却把男一号撑了下来,四处演出,代表兰州参加全省比赛,跑到武警总队慰问演出,学校没法开除他。就这样,两年后,两人都毕了业。

回到白银, 家人商量借钱送礼,给张玮玮找工作。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,要么去交警文工团。张玮玮心里难受,跟家人吵了一架出来,碰着几个人去喝酒。几个人说,明天上广州投奔哥们儿,他回去借了车票钱,第二天跟着出了门。

1997年3月,几个白银青年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夹克,到了满地人字拖的广州。

在滞后的白银认知中,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基地。到了广州他们才发现,流行音乐的时代早过去了。要投奔的白银老乡呼机不回,人间蒸发。他们睡了一个月的地板,山穷水尽。张玮玮给郭龙打电话:“你快来广州,过得太好了,你只要带一千块钱过来就行。”郭龙借了一千块钱过来,没几天,又是山穷水尽。

几个人饿到要打扑克赌最后一包饼干吃的时节,张玮玮在一个餐吧找到了一个唱歌的工作。干了不到一个星期,老板给了他十天的工资1500元,说,你还是挺有意思的,我也想留下你唱歌,但是没办法,客人都说你唱歌他们觉得害怕。

同来的白银青年就此四散。有两个人去学做足部按摩,张玮玮说,一辈子对着别人的脚,我不干。他和郭龙在天河村租了个房子,郭龙理了五十首歌,写了一个歌单。

广州的大排档人声永远鼎沸,食物的香气冲上脑门。背着吉他,等着食客点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换盏之间。对于张玮玮和郭龙来说,广州大排档是炒河粉、炒米粉和榴莲混合起来的味道。在西北,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。他们抱着歌本转了三个小时,没张开嘴。

最后,他们开始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道里卖唱。1997年的春天,地道里卖唱的人特别多,张玮玮和郭龙一开口,其他摊子纷纷撤退——西北嗓唱摇滚,以分贝碾压各路好汉。

唱了一个月,攒够了去西安的车票,两人到西安投奔郭龙的表哥,随后辗转天水、兰州,最终决定回家。张玮玮跟郭龙说,这次回去就算了,别折腾了,听家里人的,好好上班。1997年7月1日,他们到了白银。

27天后的7月28日,张玮玮抵达北京。

九十年代,所有白银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“走”。必须得离开那儿。

1994年,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。

2

“最光明的那个早上,我们为你沿江而来”

多年后,他的儿子写道:“东经103度与北纬35度之间,孤零零的白银。

“五十多年前,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,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。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,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,兔走狼奔。

”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,在那里生根发芽。而我们,就是那些芽。(张玮玮《白银饭店》)”

他在六十年代来到白银。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河北人,那批人修陇海线,从河北开始一路修到新疆,年纪大了就建一个机务站,留下一批人。父亲留在了白银机务站,他是在火车站长大的。

白银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,它产贵重金属,产量高,是中央直属单位,是国家关注的地方。许多上海专家和苏联专家来到这里,许多东北工人来到这里,许多甘肃本地人来到这里,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来到这里,一起支援祖国建设。他的妻子是天水人,16岁来到白银。16岁的纺织女工来到白银,他去迎接。女孩一下火车,拎着行李,他就说同志,我帮你提行李吧。他用自行车带着她送到了工厂,就这样认识了。

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,白银围绕着白银公司慢慢铺陈壮大。工厂周围有了面粉厂、电缆厂、纺织厂、棉纺厂、学校、医院…… 他家住在永丰街,这条街上什么都有。

那时候,白银是一个特别安静,特别缓慢的地方。白天,全城是空的,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只有很少的老年人,很大的风在空地上转。房子的格局和人们穿的衣服,基本一模一样。快到九十年代,厂里的门房才有了一个电话,孩子们好奇,大人去打电话,孩子们抢着摇。

多年后,白银的人们才明白,那些恐怖的杀人案大都发生下午四五点,因为那会儿是人最少的时候。

白银饭店离他家不远。以前,这个饭店是国营招待所,接待来帮助白银做基础建设的苏联专家。苏联人来之前,白银人开始学国标、学俄语。苏联专家隔三差五晚上要吃饭,饭后跳舞乐一下,白银有专门陪苏联人跳舞的工种。

没待多久,两国闹翻,苏联专家走了。

那时候,他已经结婚了,婚后马上要了孩子,一个女孩,一个男孩。

儿子小的时候,他带他坐火车去兰州。白银到兰州中间有个地方叫皋兰,那个地方的人卖熟鸡蛋给车上的旅客,皋兰话说“熟鸡蛋”像“来福鸡蛋”,一上车,儿子就问他,什么时候吃来福鸡蛋?他说,还远着呢。那会儿从白银到兰州要三个半小时。除了去兰州,就是去天水妻子的娘家过年,先坐汽车到兰州,从兰州再坐8个小时火车,才能到天水。那条铁路线连着乌鲁木齐和北京。

那时候,他是学校的老师。每天从学校回来,吃完晚饭,他从来不参加家庭娱乐活动,尽管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火炉上烤烤花生,桌边下下跳棋。他每天晚上坐在写字台前面摆弄他的乐器,要么就在五线谱上抄乐谱。他是专业的单簧管手,对待音乐特别认真。

他家是听黑胶唱片的,大多数是军乐,教科书一样。音乐一放,他就不跟别人说话了。平常他也经常性地浸入自己的频道。儿子在外面跟一帮小孩儿野,他走过来,儿子说,都别说话,原地站住不要动。他就愣愣地从儿子旁边走了过去,看都看不见他。

他长得纤瘦,细致,带着知识分子的雅气。大多数时候,他的脸紧张又严肃,有一种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茫然。

儿子不爱听军乐,一听就头疼。家里还有一张“梁祝”,放的时候全家都很舒服。偶尔,他用单簧管吹一首波兰舞曲,儿子也能听进去。

儿子九岁那年,他和妻子用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架钢琴,放在破平房里,就在“白银案”第一个被害人被杀害的房子旁边。将近两个月,每个周末都有人来参观钢琴,谁来了都摸摸,谁都不会弹。

那年他36岁。那时候,全白银的钢琴超不过五台。

从九岁开始,他不让儿子午睡了,他自己也不睡。 中午吃完饭就开始练琴,一直练到上课,晚上回家再练一个小时。那时候晚上演台湾连续剧,家家都看《星星知我心》、《昨夜星辰》,每天吃完饭就是看电视的点,但是儿子要练琴。儿子把镜子放在钢琴上,对着里面屋的电视,眼睛盯着,手上乱按。他没太注意,只要有声音就行,他也在看电视。

车尔尼钢琴教材849是最初级,儿子弹了三年,过不去。他教儿子也教得绝望。别人告诉他,父亲再厉害都教不了儿子,你得给他找个别的老师。他开始在白银音乐界给儿子找。先找了个手风琴老师,儿子一拉手风琴就困,下巴往风箱一放就睡着了。老师让儿子凉水洗脸,洗完脸出去跑一圈,跑回来还是睡。上了三节课,老师把学费退给他,说算了,你儿子实在不是搞音乐的料。他郁闷了很久,又从兰州找了个单簧管老师。这个老师本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单簧管,文革的时候被打成黑五类,下放到工厂烧锅炉。他听说有这么个高人,就拎着点心到锅炉房,从一堆煤灰里把大师挖了出来。

大师被生活折磨得见着人就鞠躬,突然蹦出个尊敬他的人,就对他特别好,对儿子也好。但儿子还是学不进去。

最后大师被甘肃歌剧院挖走了,但大师和他的友谊持续了很久。

以前,白银的生态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。所有父亲到三四十岁就开始逐渐给自己的孩子铺路,工厂招工也知道子弟有多少,名额都是准备好的。国营单位多一个人不多,少一个人不少,老的退下来,在公园下象棋,拉二胡,年轻人进厂上班,到老了,也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好,大家都舒舒服服,挣的钱差不多,谁也没有记恨,没有攀比,和谐生存。

1990年,白银开始经济改革,单位里不太重要的部门要“优化组合”。他被“优”掉了,调到棉纺厂工会里搞文娱活动和后勤。

随着改革力度越来越大,白银原来的生态系统彻底崩塌。工人开始下岗,工厂不收人,年轻人进不了工厂,只好滞留在外面。那会儿,白银开始有了社会青年。在北京、西安、上海……年轻人能当个体户,或者找到别的出路,但是白银没有。

社会青年涌进舞会和旱冰场,喝酒打架打发时间,看不到希望。白银乱了。人心惶惶,风气转差,到处都是流氓。

白银最乱的时候,就是高承勇作案最密集的时候。这跟城市的整体氛围有点关系,但也没什么关系。白银有它大西北的刚强。很多白银家庭,每月靠一百多块下岗低保生活,踏出家门,照样堂堂正正漂漂亮亮;穷得一塌糊涂了,朋友上门,还是砸锅卖铁地好好招待。

高承勇不是白银人,他在榆中县的青城,家里有房有地,根本不存在下岗一说,白银人的压抑苦闷他感受不到。

那几年,他过得很苦。他与妻子离了婚,妻子带女儿去了兰州,他带着儿子留在白银。白银公司完蛋,其他的小厂也很快倒闭,最后,他到铁路中学去教书,每天坐火车来回,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。他顾不上管儿子。

1993年,他送儿子去西安音乐学院上学,半年后儿子跑了回来。后来儿子又去了兰州和广州,最后去了北京。和白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,去了就再没回来。
2000年,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,他把他的星海手风琴从白银寄去了北京。

那架手风琴比儿子大两岁。他一直希望儿子走上音乐之路,但他真的走了之后,他又忍不住批评他,在他看来,他们的音乐颓废、反动、曲式混乱。他告诉儿子,你应该放弃音乐,务实一点,去做一些更挣钱的工作。

很多很多年以后,儿子在兰州的大剧院里有一场演出,给他留了最好的座位。因为身体不舒服,他在演出前临时回了家,没有走进剧院。
那场演出结束后两个月,他在白银去世了。

星海手风琴。

拉手风琴的爸爸。

3

“什么日子我让你来到了这里,那是我想要知道生活在哪里”

1997年,邯郸人何国锋已经在北京待了一年。

在北京,他叫“小河”。小河留长头发,扎辫子,他的乐队“美好药店”属于独立实验摇滚风格。那时候,小河在酒吧唱了一年,攒了一两万块钱,正准备自己录音——他在新街口自己租的房子里面,用水泥和砖头又盖了一个房子,作为录音室。这个录音室几乎是密闭的。民谣歌手周云蓬进去录音,唱完大汗淋漓,差点缺氧憋死。

那年秋天,张玮玮第一次见到小河。

北京蓝岛商城的乐器部在门口搞促销,找了几支乐队去唱歌,两首歌一百块。张玮玮去唱了,他唱完,小河拎把电吉他上台,背对着人群,一顿啸叫,然后转过头话筒冲着大家说:“这么冷的天,你们在干什么呀?都回去吧。”

张玮玮心想,这个人怎么这样?但他琴弹得太好了。小河下台在旁边坐着休息,张玮玮走过去问他,你收学生吗?小河抬头看了他一眼:“你学吉他干嘛?”

那个时候,张玮玮正在当小时工。给中介交点钱,中介帮他介绍工作,派给张玮玮的活儿是洗抽油烟机,洗一个挣二十多块,他去洗了两个,放弃了。洗上三个小时,抽油烟机一点没变,还是那样。

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,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,但是心情舒畅。那时候的北京大部分还是北京人,老皇城稳稳当当的样子,后海是纯黑的一片。他觉得这个城市的气质就能让他安定下来。

后来张玮玮经常见到小河。美好药店盘踞在王府井利生琴行,他没事就过去玩。小河弹《柠檬树》,右手一边弹一边打着节奏,张玮玮当时只会扫弦,一看,觉得耳目一新。1999年元旦,张玮玮和一个兰州的朋友晚上跑到王府井乱逛,路过利生,看见利生支了个台子,小河和美好药店正在台上演出。远远地看了一会儿,他跟朋友说,牛逼,这么冷还在露天演出——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?

过完年,张玮玮找了个琴行的工作。当时,到琴行上班是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。

琴行老板非常喜欢张玮玮。这个小伙子除了弦乐什么乐器都能试,又爱收拾东西,每天早上,先把所有的琴擦一遍,柜台摆得整整齐齐的,然后泡杯茶坐着。老板打算把他培养成琴行经理。

1998年的一个晚上,张玮玮喝醉了,想起了郭龙。他的电话是郭龙妈妈接的,说“龙龙过得一点都不好”。第二天,张玮玮跟郭龙说:“来北京吧,来琴行上班,特别牛逼,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”。

那两年,张玮玮白天在琴行上班,每周有几个晚上去酒吧里唱歌挣钱,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学生,收入不低,隔一阵能给家里寄点钱。

郭龙来了,在琴行待了不到一年,又回了白银,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。其实张玮玮也不喜欢。老板要栽培他,每天定点巡视、训话。他感觉自己像骆驼祥子,如果老板有个女儿,他早晚会成上门女婿。在琴行,他全天带着耳机,听祖咒和“子曰”,他觉得压抑。

临近崩溃的时候,张玮玮就骑上自行车,去歌舞团地下室里看野孩子排练。

1997年,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专场演出。那会儿张玮玮的头发焗成毛栗子的颜色,带着耳环,穿紧身T恤,紧身牛仔裤,牛仔靴上带环,一身杀马特打扮。他们当时认为,摇滚一定得奇装异服,特别颓废,生活作风也是能垮就垮,千万别挺着腰板。听说有两个人用重金属唱“花儿”,他们就去了。

一看之下,野孩子全面彻底地征服了他俩。张佺小索两个人,一个人一件灰T恤,光头,就像两个干活的工人;两把木吉他弹得连勾带甩,和声标准优美。看完演出没有车,张玮玮和郭龙走路几十公里回家,激动地聊了一夜。“好听,牛逼,颠覆。”

一到北京,张玮玮就联系上了野孩子,他们的演出他必到。张佺小索住在地下室,没钱,穿得破破烂烂的自己做着饭,每天定点排练,一周几个晚上去酒吧演出,唱自己的作品,也翻唱外国民歌。跟野孩子待上一会儿,就够张玮玮回去撑一段时间。他常想,真的,人家怎么就抵抗住了?野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

2000年初,张玮玮跟琴行里一个朋友打了一架,打完一怒之下站在琴行里一顿大骂,骂完走了,没要工资,放那儿的东西也没拿,琴行和那种生活带来的所有压力一泄如注。

第二天,他直接搬到了小索家隔壁,自此开始早起练琴,中午睡个午觉,下午野孩子排练,他又在自己屋里练琴,晚上,到小索家蹭个饭。他想,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。

有一天,张佺和小索到他屋里转了一圈儿,坐下了。“你会弹键盘吗?”“会啊。”“手风琴会吗?”“会啊!”张玮玮觉得肯定有好事儿。

张佺说,你找一个手风琴,练一首歌,练完咱们试一试,然后给了他一首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。张玮玮一晚上就把谱子听写下来给小索看,那时候,他才觉得从小被爸爸逼着学音乐太有用了。

收到爸爸寄来的星海手风琴,张玮玮加入了野孩子。那一天,张玮玮第一次感觉到,白银的自卑、压抑、混乱和迷惘全被战胜了,“九十年代漫长的更新下载,完成了”,他到了人生的巅峰。

他在东直门斜街一个小区租了间地下室,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,等大家来。每周至少六天,野孩子在这间地下室排练。一稳定下来,他又给郭龙打电话:“这回是真的牛逼了。”

他还是想和郭龙在一起。从在后院郭龙抱着垃圾桶打鼓开始,他一直这样想。哪怕周围再多的朋友,身边没个真的家里人,他觉得不踏实。

郭龙在张玮玮的地下室旁边又租了一间地下室,开始认真练鼓。他也特别喜欢野孩子,那次来,郭龙再也没走。

2001年,野孩子想有个固定的地方,既做演出场地也做排练室,用营业收入养活乐队,便在三里屯南街开了“河”酒吧。

河酒吧很小,坐上三桌就算满客。一个2米X1.5米的演出台子,三个人站上去觉得挤。酒吧开业那天,郭龙第一次听到了《黄河谣》。

谁也没想到,河酒吧会一发不可收拾。

郭龙是河酒吧的第一任吧台。后来小河和万晓利每周三过来演出,郭龙调音,他们一唱,郭龙就抱个鼓在旁边敲着玩,玩着玩着,就加入了美好药店乐队。那时候,小河和万晓利在天通苑买了房住,万晓利有辆国产摩托车,俩人每人再买一套防风护具,冬天穿上大棉袄,裹上围巾,从天通苑骑一个半小时的车,来河酒吧演出。演出完,喝得也差不多了,摩托车扔下,去朋友家睡一觉,第二天再来取。

每次来河酒吧,是小河跟万晓利最开心的时候。一周一场演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,他们都还有别的演出。别的酒吧有主持人,还有舞蹈、游戏和魔术,经常有客人凑过来“哎这个你会不会唱?”小河说,在河酒吧才是真正表演,因为有人听得懂。

刚到北京的时候,张玮玮只能和熟人聊天,人一多立刻不说话。河酒吧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。2002年,河酒吧成了京城著名据点,他在这里认识了此后人生中所有的朋友——西北压抑青年突然变成了三里屯南街的交际花。

河酒吧跟所有的酒吧都不一样。鼎盛时期,这里是一所乌托邦。跑场歌手,民谣歌手,拍电影的,乐评人,写诗的,文艺青年,老外,东北旺树村的摇滚青年……全能待得住。后来,李修贤、杜可峰、罗永浩……这些名人也没事就来待着——没人理他们,他们又不玩乐器。在那之前,北京的各个圈子分得特别清楚,各圈之间不来往,树村的摇滚青年认为去三里屯喝酒是耻辱,但就是会凑钱拼着黑车来河酒吧玩。野孩子的气质营造出一种谁都能认可的氛围,让各个旮旯里钻出来的苦逼们突然找到了对方。

酒吧开业没多久,野孩子的作息变成了每天排练完,集体打扫卫生,打扫完在门口喝茶下棋,下完棋, 酒吧开门,然后喝酒,演出,狂欢,直到凌晨三四点。河酒吧有个窗台叫“玮玮台”。不论喝得多醉,张玮玮只要一发现不行了,就直奔那儿一躺,一直躺到醒来。

每周三,张玮玮和小河万晓利演一场即兴。那个时期的即兴,台上全是火花,每个人都是火花,火花和火花揉到一起滴水不漏,是排练都排练不出来的、他们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的火花。疯狂持续到2002年的夏天,诗人尹丽川将他们推荐给“摩登天空”的老板沈黎晖,沈黎晖来河酒吧看了两次,找人来录音,就有了 《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》。

那是一张充满河酒吧气场的现场专辑,是嗨到极点,自由到极点,又有着不可挽回的末世氛围。

2003年春节,非典来了。非典过后,人心涣散。大家都开始怀疑,即兴音乐那么美好,天天循环着死磕排练,有没有必要?而后,后海一个月内开了十几个酒吧,三里屯南街没人去了。

那一年夏天,河酒吧倒闭,野孩子也解散了。

野孩子乐队,北京河酒吧,2002。(摄影:anais)

野孩子乐队,北京河酒吧,2002。(摄影;封杰西)

张玮玮,赵老大,武锐,北京河酒吧,2002。(摄影;anai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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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当上帝赐给你荒野时,就意味着,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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